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年11月03日（记者 李益众）题：大学课堂为何“有问无答”
大学课堂上，老师抛出问题，学生没有反应或反应淡漠；老师请学生提问，学生沉默不语，似乎没有问题，无需答疑。缺乏激烈的观点交锋、活跃的思维碰撞、真诚的情感互动，这样“有问无答”的课堂，你经历过吗？
近日，记者在高校采访，很多师生反映，这样的现象十分普遍。本应精彩纷呈的大学课堂，为何会出现“有问无答”的尴尬场面？怎样才能让课堂实现师生间的高质量互动？
日前，在四川省某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的课堂上，教授顾倩（化名）抛出了一个问题：“你们知道陶行知是哪里人吗？”
下面鸦雀无声。老师无奈，只得自己说出答案。过了一会儿，顾倩抛出另一个问题：“你们知道晏阳初是哪里人吗？”依旧无人应答。顾倩降低难度：“那你们听说过他吗？”还是没人回答。
“晏阳初就是我们四川人啊，巴中的。”顾倩觉得难以理解，教育专业的四川学子，竟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。
顾倩的遭遇并非个例。成都学院2014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曾奥冰为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：
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白珂甚至表示，老师提问，学生没有反应或反应淡漠，这已经是常态。他说：“课堂上，老师很少提问，因为一提问基本就等于自讨苦吃，通常没人回答，只有靠学习委员或者班长来救场。”
在记者采访的几所高校中，几乎所有的师生都表示，“常常遇见这样的课堂”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表示：“因为常常得不到学生的回应，后来慢慢就放弃了提问，一节课常常是一个人从头讲到尾，自说自话，很没有成就感。”
本应思想火花碰撞、讨论气氛热烈的大学课堂，学生们为什么不愿意回答问题？
据了解，爱面子，是学生不愿意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主要原因。成都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三学生范华琳说，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，比较爱面子，在站起来之前，往往会再三考虑：如果自己回答不准确，会不会被同学嘲笑，或者被老师看不起。
四川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大二学生郭瑀也认同这一观点。他说：“害怕回答错误，受到嘲笑，这是因为学生自己的不自信，以及受到的锻炼不够多。为了避免可能的被批评、被嘲笑，所以选择在老师的问题前保持沉默。”
“在小学，一个学生举手回答问题，他能预想到同学们可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；到了大学，很多学生会觉得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是一种‘爱出风头’的表现，很可能会被其他不愿回答问题的同学当作‘异类’看待。所以，即使他们能回答问题、想回答问题，依旧选择不回答问题。”郭瑀说。
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学生陈志毅则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了课堂“有问无答”的原因。他说：“学生回答问题不积极大多是动机因素。个体在决策的过程中都有规避风险的倾向，回答老师的问题可能会承担因回答错误或不佳而被同学讥笑的风险，因此宁愿选择零风险的‘沉默’。”
成都学院旅游文化产业学院学生张丽芸说，我们从小学的积极回答问题到初、高中的“不敢高声语”，其实是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。很多学生从小就被灌输“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”的思想，在学生的答案与“真理”不符时，老师就会对学生进行批评。
“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，学习方式、学习习惯还没有转变过来，习惯于小学、中学时代老师讲、学生听的教学模式，没有形成主动参与讨论的意识。”四川农业大学教师刘俊（化名）说，经过中学阶段的打磨，学生已经形成思维定式，讨论问题的意识已经被扼杀了。他们往往懒得参与讨论，等着老师给出答案，自己记住就行了。他们不想探究，习惯性地死记硬背。以考试过关为目的，追求答案的唯一性，只要分数高就行了。“大学课堂上，老师的问题往往是开放的、发散的，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学生们往往就无所适从了。”刘俊说。
2013年，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卢德生因“教学水平高、教学效果好”摘得第四届“四川师大现代园丁奖”。他认为，面对“有问无答”现象，相关主体都需要积极反思，但课堂的主动权掌握在教师手中，最应该反思的还是教师。
在顾倩的课堂上，李文（化名）是学生之一。他告诉记者：“老师提出的3个问题，我都知道答案，但不想站起来回答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尊重顾老师，也不是我不愿意参与问题讨论，而是讨论的问题和讨论的场合不合适。”
“这样的问题本来就是记住就行，没必要去交流讨论。况且，我们是110多名学生的大班，想在课堂上进行有效的交流、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李文说，老师高高在上提问，学生被动回答问题，这样的所谓讨论对大学课堂来说没多大意思。最理想的师生讨论交流应该是三五个人一起围绕某个话题，进行有来有往的争论交锋。
成都中医药大学青年教师唐军（化名）也认为，出现“有问无答”的大学课堂，责任在教师而不在学生，因为教师才是课堂的组织者。如果仅仅从学生身上找原因，那是推卸责任。他说：“在高校，重科研轻教学已是普遍现象，教师评优晋级看的是科研成果而不是教学实效。这必然导致教师不重视教学工作。教学成了良心活，只有少数负责任的老师才会认真备好课、用心上好课。在此背景下，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是：高校到底有多重视教学，老师到底有多重视一堂课？”
白珂认为，学生和老师都有责任，但老师的责任更大。如果老师讲的都是些连自己都没有嚼过的、别处“借来”的内容，学生怎么会愿意听呢？“讲的课没人愿意听，自然不知道他讲什么；不知道他讲什么，自然也就回答不积极。”白珂说。
学生不回答，可能是教师备课不细、提问不当，太难或者太抽象。如果因为太难，回答不上来，这很正常；如果因为问题太抽象，学生回答不上来，教师就要反思自己的提问方式。陈志毅说：“老师的提问或引导的方式不对，可能使学生失去回答问题的兴趣。”
卢德生说：“学生回答问题不积极，甚至有一种‘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’的心态，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。这说明，学生没有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。如果学生长期处于这种状况，最大的可能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习惯一言堂，未深切关注学生的听课投入度，课堂就成了教师的独角戏。教师长期这样，学生思考问题的习惯就已经被抹杀了，与教师互动的心理基础也就没有了。”
成都学院副教授沈岚头发微卷，戴一副眼镜，气质清雅。日前，她获得成都学院第二届“最受学生欢迎教师奖”。沈岚的课堂富有激情，充满乐趣。她的学生说，“沈老的课让人没有逃课的想法”。
在引导学生参与讨论方面，沈岚有妙招。她常常会在课堂上对某一热点话题或热点新闻发表自己的见解。沈岚说：“书本上的知识只能叫经验，只有学生自己嚼烂消化并吸收的东西才能称之为知识，经验不等于知识。”
四川农大农学院副院长任万军对自己的课堂自信满满。他表示：“‘有问无答’的情况我现在基本遇不到了。我提问时，学生都会非常踊跃地回答。”
“角色扮演”是任万军经常采取的方法。比如，他给种子专业上课时，会提问：“我是一个种子公司的技术员，在小麦制种时，要增强其休眠性，抑制穗发芽，减少经济损失，你们帮我想想，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？”任万军说：“这样能使问题更有趣，又有实际价值，学生会很认真地去思考。”
要让学生积极投入，教师要在问题设计上多花功夫。任万军的问题都是课前设计好，而且问题都有一定弹性和一定难度，每个人都能回答一点，但要回答得很好也不容易。回答得好的，他会大大表扬一番，这就让学生有相当大的成就感。
郭瑀建议，老师上课时不能只是单纯地讲课、提问，可采用讨论学习的方式让同学们自发参与课堂学习。一些比较轻松的选修课，老师可尝试用学生讲课这样的方式带动学生的积极性。“老师要学会理解学生们的思考方式，平时可多尝试接触网络，学会一些网络语言和网络热词，在讲课的过程中运用新词汇，拉近与同学的距离。”郭瑀说。
“什么让课堂活跃的窍门、讲课技巧，那都是虚的。”白珂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老师个人的修养和水准。身教重于言教，老师要有令学生敬重的学识与品格。“如果一个老师水准很高，根本不需要那些空的技巧，也不用靠点名留住学生。”白珂说。
“总体而言，一方面，教师应尽可能地把一些晦涩的知识趣味化，增强课堂和知识对学生的吸引力，另一方面，要让学生享受思考的乐趣，获得立体的知识，要做到这一点，教师得成为一个知识丰富的人。此外，教师应该在课堂上给学生留思考的空间，引导学生寻找知识和利用知识。”卢德生说。
相对于方式方法，陈志毅更看重情感因素。他说，情感是个体对他人或客观事物稳定的态度。只有与学生建立了良好的情感关系，学生才会喜欢老师，从而喜欢老师的课，进而在课堂上与老师有情感的交流和互动。
唐军则建议改变国家对高校管理的导向，更多地重视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。“高校应对课堂有更多的监督检查，重视学生对教师的评价，通过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将更多的心思花在课堂中，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学生身上。”唐军说。
其实，大学课堂“有问无答”还不算最严重，让许多教师耿耿于怀的，是如今大学课堂上，学生的眼神都变了。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课堂上，学生听课时，双眼发亮，紧盯着老师，生怕落下一句话。如今，学生一般都低头不看老师，就算看着也双眼无光。
如果要问大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何以会有如此大的改变，可能会得到各种回答。有人认为是学生缺乏自信，怕答错了丢脸；也有人认为，中学时没有这个习惯，到大学里“改也难”；还有人认为错不在学生，而在教师，因为不同教师的课堂上，学生表现大相径庭。
平心而论，这几种原因在课堂上都可以发现。我在课堂上提问较频繁，学生回答还算踊跃。到期末征询学生意见时，我收集到一些典型回答。比如，有些学生愿意老师点名提问，不得不回答反而有助于其克服惰性；有的学生虽然从不回答，心里也羡慕那些敢于回答的同学，但自己就是走不出第一步，所以希望老师多鼓励；有的学生认为老师提问时自己还没想好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我习惯对学生的回答做进一步追问，学生在意识到发言存在漏洞时，会有内心受伤的感觉，“好像一下子被看穿了似的”。
归结起来，大学生“有问无答”往往是因为内心杂念太多，没有意识到学习同自尊心无关，没想到回答不一定有对错，即便有对错，也扯不上“脸面”。所以，我每学期第一堂课上，总不忘告诉学生，“学习首先要放下愚蠢的自尊心”，“课堂上犯错永远比日后在工作或生活上犯错代价小”，帮助他们放松，舒缓他们开口时的心理障碍。
有学生的问题，当然也有老师的问题。首先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。对有些中小学教师而言，答案永远有对错，对错永远是分明的，对的答案永远是唯一的，决定答案对错的标准永远在教师那里，一旦出错，永远会受到教师的纠正或批评。诸如此类现象，完全不符合人类探索世界的实际情形，更不符合教学原理的认知定式，是基础教育阶段留给学生最大的负面效应。教师过于“热情”引导学生走一条“正确的捷径”，反而毁掉了学生承受犯错的胆量与勇气。
其次是大学教师。要让学生敢于提问，愿意回答，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与时间。“满堂灌”是最懒惰的教学方法，若要让学生自由发言，充分讨论，并加以有效的引导，需要教师做出的准备，就工作量而言，大了不知道多少倍。教师是否愿意为教学付出，是否有能力组织学生参与，都是问题。至少现在的大学管理制度，难以让教师有足够的积极性去组织师生互动，教学考核主要关注的仍然是数量，即课时，而不是质量，即学生得到的综合锻炼和内在提高。
总体来说，大学生“有问无答”表现在学生身上，但成因复杂，根治更需要多方努力，并形成合力。大学要帮助大学生克服不必要的顾虑，基础教育阶段则须改进教学方法，把学生关注的焦点从简单的甚至机械的对错，调整到自我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上来。这对中国未来一代形成独立思维，攀登求知高峰并取得相应成就来说，实在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。 （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）
